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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一年前的谢幕

July 10, 2017

  2016年6月1日上午,听说导正94岁的夫人续志先病逝。杜老比夫人小一岁,二人相濡以沫70载,感情甚笃。杜老如何承受打击,令人担忧。我对冯立三说,这事说不定预示着《炎黄春秋》的大限。

  第七期轮我担任执行主编。我在编辑部提议7月是《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应当纪念,把支持炎黄春秋的领导人题辞展示出来。如果25周年不作纪念文章,就不会有30周年了。大家同意,于是策划了两篇相关文章当时没想到,就是这期杂志,为老炎黄画上句号。

   这一期我还编发了沈敏特一篇来稿。沈敏特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曾谋面。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一文,沈教授仗义执言,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后,在《炎黄春秋》连发数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议邀请沈教授参加委会,我给沈教授去电话征求意见,他欣然同意。但杂志社内部开会时又决定增加编委的缓一缓,直到《炎黄春秋》出事,也没有在版权页上补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样排出后,我用电邮发给沈教授过目,他来信说:清样已见,校对很认真,没有看到错字错句。也可以说,我对修改稿没有意见。谢谢!顺便提一个建议,并非针对这篇稿子,而是反映几个青年读者的意见,他们说炎黄春秋是给年青人长见识的好刊物,但文风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严谨没问题,情和趣少了一点。我深知炎黄的处境,没有十二分的严谨是不行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年青读者,也不妨给情与趣适度的空间;我记得鲁迅有个说法,即文章要有一点闲色为好。供参考!”我给他回信:“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但也钟情文学,写过一些评论文学的文章。所以对于您说的闲色十分认同。前几年我编过一套背影书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数文章既有厚重的历史内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冯都是2014年底进入炎黄春秋的。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编辑趣味和编辑伦理,但我们没有终审权,只能在现有的格局里做事。有些文章被删得只剩几根骨头,并非我们的本意。希望您能谅解。炎黄的处境可谓风雨飘摇,一年前我还想如何更上层楼,现在只能勉力维持了。多谢您的支持!

   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无奈。我参与《炎黄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设想。经手的一些好稿因为篇幅所限,编发时伤筋动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陈仁炳》,全文27000字。87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亲自把外甥女撰写的这篇文章送到编辑部。我一看史料价值颇高。1978年右派大规模改正时,中央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证明反右运动之必要。当时五人中只有陈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为何不予以改正?后来是怎样的命运?公众知之甚少。而陈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传,不曾出版。茅青因为亲属关系,得到了陈仁炳女儿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详实,文笔也堪称上乘,生动细节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颇为踌躇。当即给作者去信:“拜读后感到内容十分厚重,文笔也很好,让我似有读章诒和的感觉。只是炎黄内部规定文章一般不超过万字,个别特殊情况也只能放宽到一万二、三千字。如何处理,我想和编辑部的同仁沟通一下,尽量放宽篇幅。但无论怎样放宽,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在炎黄发表后将全文在网上披载。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将文章压缩至15000字,但终审时仍然被砍到12000字。回想数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诒和的大作,嘱冯克力在《老照片》发表时不要删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炎黄春秋》不能坚持这种充分尊重优秀作者的编辑伦理,内心不免留下诸多遗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后,我当即把全文推荐给共识网,发表后马上点击量居首,算是有所弥补

    《炎黄春秋》来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还有许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这个平台上发声。2015年我就建议增加印张,从96页扩展到144页,定价相应提高到15,以便容纳一些篇幅较长的佳作。免得对文章大杀大砍,编辑费了力,作者不愉快。但是,这项建议最终也未能提上议程。

  不祥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7月13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了人事改组决定。杜老主导《炎黄春秋》,从此戛然而止。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发来公函,称聘我为副总编辑,如五日之内不答复,视为接受聘任。我明确表示,与杜老共进退。杂志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与杜老同进退,的确出于我对历史的感悟。《炎黄春秋》创办25年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成为中国大陆追求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平台,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个月,接触了不少作者、读者,他们对杂志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难以言表。

   回望中国现代报刊史,《炎黄春秋》的确有其特殊意义。虽然,在当下中国,炎黄并非一枝独秀。前几年,有《南方周末》与之南北并誉。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1980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学文革报》,1950年代海峡对岸有《自由中国》,延伸到民国年代,更有新记《大公报》,《观察》等一大批报刊杂志,都曾引领风骚。现代报刊从晚清传入中国大地以后,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传统,前赴后继,延绵至今。一个传统是国家的喉舌,官方的喇叭,一个传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每当强权使出重手,处于弱势的报刊总不免悲剧的命运前面列举的报刊都已载入史册,他们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数月,如《中学文革报》,一般为数年,最长者如新记《大公报》,从1928年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到1949年按官媒模式改造,驰骋了21年。《炎黄春秋》19917月创刊,主政者始终为杜导正一人,一直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谓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在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黄春秋》必将写下有声有色一页。在人类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长途上,也将留下不寻常的足迹!

我和杜老原先并无私交,只是一般性认识。到《炎黄春秋》上班后,才和他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他当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曾是一个高官。对他的人生价值而言,这并不重要。比他位高权重的中国官员很多,有资格名垂青史者又有几个?而杜老退出官位后,年近七旬时却开启了新的事业——创办《炎黄春秋》。他以鲜明的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他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广泛团结健康力量,居然使杂志的辉煌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7月下旬举行的《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还演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决心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奋斗到死!

这样谢幕,可谓悲壮。虽然已经过去一年,我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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