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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食品供应

July 10, 2017
【转】2017-07-10 史海钩沉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本期编辑:董倩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北京也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 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农村购物券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城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购买卷烟的票证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 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

 

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过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日用品券用于购买日用品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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