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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曙生:产粮大省为何饿死人

October 14, 2017

我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谈到大跃进年代安徽饿死人的情况,有理有据,有档案可查,史实没有问题。但还是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产粮大省会饿死人。他们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他们不了解那一段历史、不了解真实情况,和思想左、右无关。所以,披露被掩盖的历史,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才是释惑解疑、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本文试图这样做。

 

一、穷折腾,导致产粮大省粮不多

安徽省粮食总产量居全国各省前十位,在5至8位之间徘徊。在长时间里,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灾害频发,粮食亩产量一直不高,一般年景也就是二、三百斤,三、四百斤。但是,只要不折腾,生产的粮食养活安徽人民,是绰绰有余的,甚至还可以有大量余粮调出。从1950年土地改革结束到1955年,是安徽粮食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生产年年丰收,1955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多数农民家庭有余粮。但是,好景不长,从1955年下半年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中,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力,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在农业体制上做文章,反复无常,瞎折腾。先是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本上还控制在农民手里,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55年末几个月时间内,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结果,1956年、1957年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到了1958年,在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搞穷过渡,要求在几年时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过渡呢,就是成立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毛、刘都说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好的组织形式,宣传、鼓吹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安徽在1958年8、9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让我们从这一历史时期全省粮食生产的波动中看看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危害。

1950年冬天,安徽完成了土地改革,2530万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了2703万亩土地,地主、富农也保有应得的土地,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0年到1955年是安徽农业生产的黄金时期。农业生产量逐年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以粮食生产为例,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27.48亿斤,1950年上升到135亿斤,1951年175.5亿斤,1952年178.24亿斤,1953年181.68亿,逐年增长;1954年,安徽遭到特大洪水灾害,受灾土地面积3527万亩,占耕种土地面积一半以上,受灾人口1500万,倒塌房屋310万间,损失耕牛20万头。但是,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155.64亿斤,比1949年增加28.16亿斤。1955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高峰,达到230.58亿斤,国家征购也达到历史最高峰的71.78亿斤。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农村前景光明,农民的幸福生活就大有希望。不幸的是折腾开始了:毛泽东违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正确主张,不是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而是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顾党内党外有识之士的反对,强行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讽刺、挖苦反对他的人是“小脚女人”,在全国开展反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1955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决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文中批示道:“安徽省委尖锐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有了毛泽东批示的尚方宝剑,在1955年底、1956年春,2个多月时间内就将全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此举遭到广大农民反对。农村普遍出现宰杀耕牛、砍伐树木、毁坏变卖农具、哄抢粮食,甚至暗杀基层干部。安徽省委的对策就是动用专政工具坚决镇压(详情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在没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总产量只有181.76亿斤,比1955年净减产48.82亿斤。1957年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高压手段,粮食总产量为205.40斤,仍然没有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仍未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1958年秋,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和完善、处在极度混乱当中,可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强行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全部实现公社化,将8千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1010个人民公社,多数地方是一区一个公社,个别地方搞了县联社。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党委领导一切,由此开始,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劲地刮起来了,公社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剥夺殆尽;公社社员没有任何权利,不得不依附人民公社,哪里还有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开始,粮食生产再次逐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1959年为140.20亿斤,1960年为134.92亿斤,1961年为125.80亿斤。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还要少2.68亿斤,人均粮食420斤,比1949年451斤还少31斤,倒退12年。人均420斤是原粮,除去种子、征购粮,真正吃到农民嘴里的少得可伶,怎能不饿死人?!

 

二、高征购,从农民嘴里夺粮

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后,尽管粮食总产量年年大幅度下降,但是浮夸风却一刮再刮。粮食产量明明是大幅度下降,却吹嘘获得了大丰收。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可省委却向中央报告吹嘘为320.39亿斤,浮夸81.11%,安排征购90亿斤,还允许20%的机动征购数。可现实是残酷的,这一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因为按照计划征购就意味着有些公共食堂马上断炊。所以实际征购69.6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9.4%,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征购240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继续大幅度减少至140.2亿斤,向中央上报350.04亿斤,浮夸149.67%,征购70.93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50.6%,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征收251斤,其中有16个县征购量占总产量60%以上,宣城地区高达82%。1960年粮食总产继续下降,为134.92亿斤,上报150.42亿斤。由于饥荒蔓延,大量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状况,粮食征购量有所减少,为49.74亿斤,比上年征购减少29.87%,但仍占总产量36.9%,农业人口人均征购197斤。1961年上半年,安徽饿死人情况还在继续,当年粮食总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为125.80亿斤,比1949年还少,但还是征购了32.0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25%,农业人口人均征购126斤。

这样的低产量、高征购,农民手中还有多少粮食呢?以1959年为例,粮食总产量140.2亿斤,全省农村人均拥有粮食349斤,国家征购70.93亿斤,占总产量的50.6%,农村人均只剩下175斤粮食,而且是原粮,再除去种子,所剩无几,不饿死人才怪呢。

由于低产量、高征购,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和斗争,于是被毛泽东轻描淡写称为“闹粮”的哄抢粮食事件层出不穷。据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一份敌、社请报告中指出:仅1960年12余至1961年2月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共发生哄抢国家粮库事件847起,被抢走的粮食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农村)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共5496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粮、断炊,家中有人被饿死不得已而为之。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哄抢粮食事件28起,在抢粮过程中发生暴力冲突,哄抢者在遇到阻拦情况下行凶杀人,有26名社队干部和粮库管理员被杀死。41名行凶者全部被判处死刑。三年中因“闹粮”而被逮捕判刑者7千余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有人说在饥荒年代人民群众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完全是神话。

 

三、公共食堂加速公社社员死亡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9月15日在第15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共食堂以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柴草,节省经费……这是徐水的经验”。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视察安徽,在从安庆到合肥途中,路过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在汇报中说道:“舒茶人民公社成立才十几天,公共食堂就办起来了,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泽东高兴地说:“吃饭可以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可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当时的安徽省委,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正在试点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在舒茶公社讲话后,安徽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进行,2个多月时间,全省农村实现公社化,绝大多数公社食堂化。毛泽东离开安徽仅仅一个月时间,全省就有405个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到1958年底,全省农村人民公社食堂共有24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公社社员达到525万户,占全省农村户的72%。除大别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公共食堂没有全覆盖,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农户几乎全部吃食堂,大多数公社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

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这种“共产主义生活”,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寅吃卯粮。1958年夏、秋收季节,全国、全省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粮食亩产量放卫星,小麦、水稻亩产从几千斤到几万家斤不等,广东还有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新闻登载在《人民日报》,以致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问县委书记张国忠“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提议“一天可以吃5顿饭”。领袖的话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传遍全国。加上秋收过后不久,粮食还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被误导了,认为国家粮食多得不得了,怎么吃也吃不完;即使本地粮食吃完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嘛,国家会从其它地方调拨粮食,不用发愁。于是社员放开肚皮吃;不但如此,有一半以上食堂吃饭不受时间限制,社员随到随吃,从早6点到晚上12点随时都可以吃到饭。不但本公社的人可以随时吃到饭,路过的外地人,不问身份,不问来者姓社名谁,可以大摇大摆、理直气壮地坐下吃饭。因为饭做得多,吃不完变质,当垃圾倒掉也是常事。据省公安厅1958年11月15日一份“社情报告”中称,在1958年10月一个月时间内,阜阳、宿县共发生11起社员因为馒头吃的太多胃扩张被活活撑死的惨剧。这样无理性的行为,注定是短命的。放开肚皮吃饭仅仅两个月时间,多数地方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到1958年底,有一半食堂粮食吃紧,有的已经无米下锅了。本来以为国家粮食多得不得了,本公社粮食吃完了,会从外地调粮食来,结果落空了,只能自己挨饿。1959年刚刚开始,饥荒就在全省迅速蔓延。1959年2月下旬,省委书记桂林西到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桐城县视察,发现那里已经闹粮荒,有的公共食堂因为无粮而不开伙。1959年4月岳西县已经断粮的公共食堂达到2523个,涉及161106人,占食堂就餐人数67%。据省委政法部长彭宗珠5月到阜阳调查给省委的报告,有71%的食堂不能正常开饭,有的中午开一顿饭,也是杂粮、树皮、大锅清汤,其他食堂已经停火。

1958年年底、59年初,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两次召开郑州会议,加以纠正。面对饥荒不断蔓延的现实,迫使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不得不对政策加以调整。1959年5月,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规定》,提出“办食堂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对退出的社员不歧视,按在食堂就餐的社员标准发给粮食和柴草”;“仍在办的食堂,一律实行饭菜票制,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做法”……

桐城县委接到省委文件,立即下文,全县5300个公共食堂,全部散伙;太湖县的1433个公共食堂,迅速全部解散。就在这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亲赴大量饿死人的无为县,不到10天,下令解散6000个公共食堂。短时间内全省80%以上的食堂解散了。

食堂解散容易,可社员怎么办?当初办食堂时,锅、碗、盆、勺、桌、椅、板凳,全部收归公家、食堂,铁锅、切菜刀拿去炼钢铁了;房屋被共产后,有的社员几户人家住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做饭?最要紧的是,食堂解散后,没有多少粮食可以发给社员,即使发一点粮食,有的地方一天不足3两,如何生活?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饿、病、逃、荒、死在安徽全面爆发。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救民于水火的行为,受到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点名批判。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德怀时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连续发文,说什么“公共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张凯帆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批判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右倾歪风”,“反党行为”。会后,安徽省委在1个多月时间内,把全省公共食堂又恢复起来了。到1959年底,全省农村公共食堂达到26万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农村总人数90%以上,超过了1958年。

从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到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的1年多时间内,是安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在1960年的一年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10多万,主要是被饿死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面对严重饥荒,安徽省委虽然竭力封锁消息,不让中央知道真实情况。但还是采取了不少措施来缓解灾难的严重程度。向农村发放救济粮或返销粮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其中1959年发放救济粮、返销粮28.25亿斤,1960年19.37亿斤,1961年7.64亿斤。这些救济粮、反销粮,虽然数量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如果直接分到每个社员手中,由他们自己支配,他们会精打细算,细水长流,配以蔬菜、代食品,就会减少饿死人的状况。可是这些救济粮、返销粮落入公共食堂,就成了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资本,成了干部打击报复社员的有力手段。社员稍有不满,就扣饭;病了不能劳动,扣饭;老弱病残,扣饭……有些炊事员利用掌勺权力,乘机奸污妇女,干群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因为吃食堂不断发生刑事案件。安徽省公安厅多次给省委写报告。1960年7月23日一份报告中说:“1960年4至至6月,安徽发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还发生19起食堂凶杀案,被杀大队、生产队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25人”。另据凤阳、嘉山、无为三县调查,在1961年整风整社中受到司法处分的7300多名社、队干部中,利用食堂犯罪的就有4880多人,占了60%多。难怪群众形容公共食堂就是阎王殿,去不得,可是又不得不去。

在全国人民的诅咒声中,党内一些要人,包括周恩来、胡乔木等人,也感到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1961年初,中共中央发出12条紧急指示信,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

 

四、是没有粮食,不是见死不救

有人说1958年至1961年安徽粮食大丰收,仓库里堆满粮食,社员被饿死,是干部官僚主义,见死不救造成的;也有人说,安徽粮食被国家调拨太多,造成安徽人民挨饿。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由于极“左”路线瞎折腾,使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造成的。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面对如此巨大灾难,并不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而是作了很大努力,除调拨救济粮,还想方设法寻找代食品。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拨救济粮。可是国库存粮有限,僧多粥少,没有办法。粮食库存降到了最低点。1959年底,全省粮食库存只有区区3亿斤,1960年降到2.64亿斤,1961年2.69亿斤。就是把这些粮食全部分给农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反观1955年,粮食库存高达27.64亿斤,而且农民家里还有大量粮食,不需政府拿出救济粮。两相对比,不是发人深省吗?!

是不是粮食被国家调走太多而引起灾荒的呢?1959年国家调拨出粮食9.25亿斤,1960年调拨出5.20亿斤,1961年国家调入0.74亿斤。两年调出,一年调入,且数字不大,影响有限。对比前几年,1953年国家调拨出粮食13.17亿斤,1955年调拨出13.38亿斤,1957年调拨出15.46亿斤,比这三年多得多,并没有发生饿死人情况。而1961年不仅没有调出粮食,反而调入粮食,结果继续饿死人,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共产风把社员家里掏空了;反瞒产私分,把社员家里抢空了,社员没有自留地种蔬菜,没有家庭副业,没有鸡鹅鸭等家畜家禽,食堂解散后,仅靠政府发放的每人每天几两粮食是无法生存的,而在最困难时期,全省有很多地方,政府无粮可发,社员只好躺在家里等死。

巨大的教训教育了安徽人民。“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单干。恰好这时主政安徽的是党内开明派人物万里。他排除阻力,支持农民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农业生产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粮食生产年年丰收,粮食征购突飞猛涨,1979年征购突破80亿斤,超过前30年任何一年;1982年突破100亿斤,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的奇特景象。1985年安徽粮食总产量突破433.59亿斤,征购入库达到120.86亿斤,接近1961年全年粮食总产量。1979年至1985年6年时间,国家征、收购入库粮食达到783亿斤,接近1959年至1964年6年粮食总产量835.02亿斤亿的水平。这样一对比,让那些至今还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作成就记载在党史国史里面的专家们,情何以堪。

注:本文的粮食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的《安徽省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和安徽省志“粮食志”、“农业志”。

—— 原载: 炎黄春秋

我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谈到大跃进年代安徽饿死人的情况,有理有据,有档案可查,史实没有问题。但还是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产粮大省会饿死人。他们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他们不了解那一段历史、不了解真实情况,和思想左、右无关。所以,披露被掩盖的历史,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才是释惑解疑、达成共识的最好办法。本文试图这样做。

 

一、穷折腾,导致产粮大省粮不多

安徽省粮食总产量居全国各省前十位,在5至8位之间徘徊。在长时间里,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灾害频发,粮食亩产量一直不高,一般年景也就是二、三百斤,三、四百斤。但是,只要不折腾,生产的粮食养活安徽人民,是绰绰有余的,甚至还可以有大量余粮调出。从1950年土地改革结束到1955年,是安徽粮食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生产年年丰收,1955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多数农民家庭有余粮。但是,好景不长,从1955年下半年到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中,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力,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在农业体制上做文章,反复无常,瞎折腾。先是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本上还控制在农民手里,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55年末几个月时间内,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结果,1956年、1957年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到了1958年,在农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搞穷过渡,要求在几年时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过渡呢,就是成立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毛、刘都说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好的组织形式,宣传、鼓吹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安徽在1958年8、9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让我们从这一历史时期全省粮食生产的波动中看看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危害。

1950年冬天,安徽完成了土地改革,2530万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了2703万亩土地,地主、富农也保有应得的土地,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0年到1955年是安徽农业生产的黄金时期。农业生产量逐年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以粮食生产为例,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27.48亿斤,1950年上升到135亿斤,1951年175.5亿斤,1952年178.24亿斤,1953年181.68亿,逐年增长;1954年,安徽遭到特大洪水灾害,受灾土地面积3527万亩,占耕种土地面积一半以上,受灾人口1500万,倒塌房屋310万间,损失耕牛20万头。但是,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155.64亿斤,比1949年增加28.16亿斤。1955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高峰,达到230.58亿斤,国家征购也达到历史最高峰的71.78亿斤。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农村前景光明,农民的幸福生活就大有希望。不幸的是折腾开始了:毛泽东违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正确主张,不是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而是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顾党内党外有识之士的反对,强行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讽刺、挖苦反对他的人是“小脚女人”,在全国开展反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1955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决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文中批示道:“安徽省委尖锐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有了毛泽东批示的尚方宝剑,在1955年底、1956年春,2个多月时间内就将全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此举遭到广大农民反对。农村普遍出现宰杀耕牛、砍伐树木、毁坏变卖农具、哄抢粮食,甚至暗杀基层干部。安徽省委的对策就是动用专政工具坚决镇压(详情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在没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总产量只有181.76亿斤,比1955年净减产48.82亿斤。1957年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高压手段,粮食总产量为205.40斤,仍然没有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仍未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1958年秋,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和完善、处在极度混乱当中,可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强行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全部实现公社化,将8千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1010个人民公社,多数地方是一区一个公社,个别地方搞了县联社。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党委领导一切,由此开始,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强劲地刮起来了,公社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剥夺殆尽;公社社员没有任何权利,不得不依附人民公社,哪里还有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开始,粮食生产再次逐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1959年为140.20亿斤,1960年为134.92亿斤,1961年为125.80亿斤。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还要少2.68亿斤,人均粮食420斤,比1949年451斤还少31斤,倒退12年。人均420斤是原粮,除去种子、征购粮,真正吃到农民嘴里的少得可伶,怎能不饿死人?!

 

二、高征购,从农民嘴里夺粮

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后,尽管粮食总产量年年大幅度下降,但是浮夸风却一刮再刮。粮食产量明明是大幅度下降,却吹嘘获得了大丰收。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可省委却向中央报告吹嘘为320.39亿斤,浮夸81.11%,安排征购90亿斤,还允许20%的机动征购数。可现实是残酷的,这一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因为按照计划征购就意味着有些公共食堂马上断炊。所以实际征购69.6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9.4%,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征购240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继续大幅度减少至140.2亿斤,向中央上报350.04亿斤,浮夸149.67%,征购70.93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50.6%,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征收251斤,其中有16个县征购量占总产量60%以上,宣城地区高达82%。1960年粮食总产继续下降,为134.92亿斤,上报150.42亿斤。由于饥荒蔓延,大量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状况,粮食征购量有所减少,为49.74亿斤,比上年征购减少29.87%,但仍占总产量36.9%,农业人口人均征购197斤。1961年上半年,安徽饿死人情况还在继续,当年粮食总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为125.80亿斤,比1949年还少,但还是征购了32.0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25%,农业人口人均征购126斤。

这样的低产量、高征购,农民手中还有多少粮食呢?以1959年为例,粮食总产量140.2亿斤,全省农村人均拥有粮食349斤,国家征购70.93亿斤,占总产量的50.6%,农村人均只剩下175斤粮食,而且是原粮,再除去种子,所剩无几,不饿死人才怪呢。

由于低产量、高征购,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和斗争,于是被毛泽东轻描淡写称为“闹粮”的哄抢粮食事件层出不穷。据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一份敌、社请报告中指出:仅1960年12余至1961年2月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共发生哄抢国家粮库事件847起,被抢走的粮食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农村)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共5496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粮、断炊,家中有人被饿死不得已而为之。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哄抢粮食事件28起,在抢粮过程中发生暴力冲突,哄抢者在遇到阻拦情况下行凶杀人,有26名社队干部和粮库管理员被杀死。41名行凶者全部被判处死刑。三年中因“闹粮”而被逮捕判刑者7千余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有人说在饥荒年代人民群众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完全是神话。

 

三、公共食堂加速公社社员死亡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9月15日在第15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共食堂以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柴草,节省经费……这是徐水的经验”。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视察安徽,在从安庆到合肥途中,路过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在汇报中说道:“舒茶人民公社成立才十几天,公共食堂就办起来了,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泽东高兴地说:“吃饭可以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可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当时的安徽省委,根据北戴河会议精神,正在试点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在舒茶公社讲话后,安徽人民公社化运动加速进行,2个多月时间,全省农村实现公社化,绝大多数公社食堂化。毛泽东离开安徽仅仅一个月时间,全省就有405个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到1958年底,全省农村人民公社食堂共有24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公社社员达到525万户,占全省农村户的72%。除大别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公共食堂没有全覆盖,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农户几乎全部吃食堂,大多数公社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

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这种“共产主义生活”,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寅吃卯粮。1958年夏、秋收季节,全国、全省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粮食亩产量放卫星,小麦、水稻亩产从几千斤到几万家斤不等,广东还有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新闻登载在《人民日报》,以致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问县委书记张国忠“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提议“一天可以吃5顿饭”。领袖的话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传遍全国。加上秋收过后不久,粮食还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被误导了,认为国家粮食多得不得了,怎么吃也吃不完;即使本地粮食吃完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嘛,国家会从其它地方调拨粮食,不用发愁。于是社员放开肚皮吃;不但如此,有一半以上食堂吃饭不受时间限制,社员随到随吃,从早6点到晚上12点随时都可以吃到饭。不但本公社的人可以随时吃到饭,路过的外地人,不问身份,不问来者姓社名谁,可以大摇大摆、理直气壮地坐下吃饭。因为饭做得多,吃不完变质,当垃圾倒掉也是常事。据省公安厅1958年11月15日一份“社情报告”中称,在1958年10月一个月时间内,阜阳、宿县共发生11起社员因为馒头吃的太多胃扩张被活活撑死的惨剧。这样无理性的行为,注定是短命的。放开肚皮吃饭仅仅两个月时间,多数地方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到1958年底,有一半食堂粮食吃紧,有的已经无米下锅了。本来以为国家粮食多得不得了,本公社粮食吃完了,会从外地调粮食来,结果落空了,只能自己挨饿。1959年刚刚开始,饥荒就在全省迅速蔓延。1959年2月下旬,省委书记桂林西到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桐城县视察,发现那里已经闹粮荒,有的公共食堂因为无粮而不开伙。1959年4月岳西县已经断粮的公共食堂达到2523个,涉及161106人,占食堂就餐人数67%。据省委政法部长彭宗珠5月到阜阳调查给省委的报告,有71%的食堂不能正常开饭,有的中午开一顿饭,也是杂粮、树皮、大锅清汤,其他食堂已经停火。

1958年年底、59年初,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两次召开郑州会议,加以纠正。面对饥荒不断蔓延的现实,迫使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不得不对政策加以调整。1959年5月,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规定》,提出“办食堂要坚持自愿的原则,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对退出的社员不歧视,按在食堂就餐的社员标准发给粮食和柴草”;“仍在办的食堂,一律实行饭菜票制,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做法”……

桐城县委接到省委文件,立即下文,全县5300个公共食堂,全部散伙;太湖县的1433个公共食堂,迅速全部解散。就在这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亲赴大量饿死人的无为县,不到10天,下令解散6000个公共食堂。短时间内全省80%以上的食堂解散了。

食堂解散容易,可社员怎么办?当初办食堂时,锅、碗、盆、勺、桌、椅、板凳,全部收归公家、食堂,铁锅、切菜刀拿去炼钢铁了;房屋被共产后,有的社员几户人家住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做饭?最要紧的是,食堂解散后,没有多少粮食可以发给社员,即使发一点粮食,有的地方一天不足3两,如何生活?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饿、病、逃、荒、死在安徽全面爆发。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救民于水火的行为,受到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点名批判。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德怀时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连续发文,说什么“公共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张凯帆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批判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右倾歪风”,“反党行为”。会后,安徽省委在1个多月时间内,把全省公共食堂又恢复起来了。到1959年底,全省农村公共食堂达到26万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农村总人数90%以上,超过了1958年。

从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到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的1年多时间内,是安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在1960年的一年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10多万,主要是被饿死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面对严重饥荒,安徽省委虽然竭力封锁消息,不让中央知道真实情况。但还是采取了不少措施来缓解灾难的严重程度。向农村发放救济粮或返销粮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其中1959年发放救济粮、返销粮28.25亿斤,1960年19.37亿斤,1961年7.64亿斤。这些救济粮、反销粮,虽然数量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如果直接分到每个社员手中,由他们自己支配,他们会精打细算,细水长流,配以蔬菜、代食品,就会减少饿死人的状况。可是这些救济粮、返销粮落入公共食堂,就成了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资本,成了干部打击报复社员的有力手段。社员稍有不满,就扣饭;病了不能劳动,扣饭;老弱病残,扣饭……有些炊事员利用掌勺权力,乘机奸污妇女,干群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因为吃食堂不断发生刑事案件。安徽省公安厅多次给省委写报告。1960年7月23日一份报告中说:“1960年4至至6月,安徽发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还发生19起食堂凶杀案,被杀大队、生产队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25人”。另据凤阳、嘉山、无为三县调查,在1961年整风整社中受到司法处分的7300多名社、队干部中,利用食堂犯罪的就有4880多人,占了60%多。难怪群众形容公共食堂就是阎王殿,去不得,可是又不得不去。

在全国人民的诅咒声中,党内一些要人,包括周恩来、胡乔木等人,也感到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初衷,1961年初,中共中央发出12条紧急指示信,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

 

四、是没有粮食,不是见死不救

有人说1958年至1961年安徽粮食大丰收,仓库里堆满粮食,社员被饿死,是干部官僚主义,见死不救造成的;也有人说,安徽粮食被国家调拨太多,造成安徽人民挨饿。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由于极“左”路线瞎折腾,使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造成的。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面对如此巨大灾难,并不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而是作了很大努力,除调拨救济粮,还想方设法寻找代食品。当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拨救济粮。可是国库存粮有限,僧多粥少,没有办法。粮食库存降到了最低点。1959年底,全省粮食库存只有区区3亿斤,1960年降到2.64亿斤,1961年2.69亿斤。就是把这些粮食全部分给农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反观1955年,粮食库存高达27.64亿斤,而且农民家里还有大量粮食,不需政府拿出救济粮。两相对比,不是发人深省吗?!

是不是粮食被国家调走太多而引起灾荒的呢?1959年国家调拨出粮食9.25亿斤,1960年调拨出5.20亿斤,1961年国家调入0.74亿斤。两年调出,一年调入,且数字不大,影响有限。对比前几年,1953年国家调拨出粮食13.17亿斤,1955年调拨出13.38亿斤,1957年调拨出15.46亿斤,比这三年多得多,并没有发生饿死人情况。而1961年不仅没有调出粮食,反而调入粮食,结果继续饿死人,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共产风把社员家里掏空了;反瞒产私分,把社员家里抢空了,社员没有自留地种蔬菜,没有家庭副业,没有鸡鹅鸭等家畜家禽,食堂解散后,仅靠政府发放的每人每天几两粮食是无法生存的,而在最困难时期,全省有很多地方,政府无粮可发,社员只好躺在家里等死。

巨大的教训教育了安徽人民。“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单干。恰好这时主政安徽的是党内开明派人物万里。他排除阻力,支持农民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农业生产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粮食生产年年丰收,粮食征购突飞猛涨,1979年征购突破80亿斤,超过前30年任何一年;1982年突破100亿斤,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的奇特景象。1985年安徽粮食总产量突破433.59亿斤,征购入库达到120.86亿斤,接近1961年全年粮食总产量。1979年至1985年6年时间,国家征、收购入库粮食达到783亿斤,接近1959年至1964年6年粮食总产量835.02亿斤亿的水平。这样一对比,让那些至今还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作成就记载在党史国史里面的专家们,情何以堪。

注:本文的粮食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的《安徽省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和安徽省志“粮食志”、“农业志”。

—— 原载: 2016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11, 2017

本文原发于《炎黄春秋》网站,在《炎黄春秋》被强力篡夺后,该网站上的这篇文章已消失,故据纵览中国网站保存的文本再发出。---五柳村

 

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

October 3, 2017
2017-10-04 何方 史象万千

按:本文作者为《炎黄春秋》三老之一,10月3日凌晨去世。此文原发《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转发者时任责任编辑。当下朝核危机日益严重,官媒也已开始转变过去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看法,但仍远不及将近4年前刊发的此文的认知深度。现作者去世,转发以示悼念。照片摄于2014.9.24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84号决议案内容,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一)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二)停战60年朝鲜还没有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谈得失,还应看抗美援朝战争给朝鲜究竟带来了什么。抗美援朝本来为的是解放全朝鲜,让全朝鲜人民都过上光明、进步和富强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鲜基本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被它始终当作对头的韩国,日子反而越过越好。

 

停战后两个朝鲜的发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战后两个德国从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开始发展,不久就一个飞速前进一个长期停滞的情形一样。韩国从比朝鲜相差很多的起点上很快就上升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现在更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比较均衡的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则从一度突飞猛进竟然落到大批民众多年来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实,朝鲜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上世纪60和70年代,它的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执行了着重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停战后头十年,经济年均增长25%,创世界纪录。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万吨,自给有余;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和中国一起成为苏联东欧经互会的观察员。

 

斯大林死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矛盾急剧上升,双方都想把朝鲜拉到自己一边,这就使朝鲜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国由于“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但还是不惜国内大量饿死人也要继续慷慨援助朝鲜。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推迟访朝引起金日成不满。金日成1960年5月访华时表示要亲华远苏。过了半个月,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苏,决定取消给朝鲜的全部军事债务,还给他看了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读后大怒,当即说中国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表示将支持苏共一切方针,不再去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快弥补,1960年9月拨给朝鲜大量援助。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正在大量饿死人,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苏联和中国战后给朝鲜的援助规模巨大。据苏联统计,到1960年4月,苏对朝的无偿援助已达13亿卢布,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建设了大批成套项目。

 

中国自然不甘落后。根据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间协定,中方把从战争开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方,还在三年内向朝方无偿提供时值近8亿人民币的生产建设物资和生活用品。在战争期间,不仅两国部队并肩战斗,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战之后援助仍在继续。战争的破坏,不光使许多城乡变成废墟,而且青壮年劳力也极为缺少,几十万志愿军在战后当即转身成为遍布北朝鲜城乡的施工队,直到1958年回国。平壤、元山等70座大中城市,百余个工厂和水利设施,主要靠志愿军的义务劳动。从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朝鲜援建了纺织厂等29个成套项目。那个时期,只要朝鲜提出要求而我们又有,就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看到北京建地铁,就要求先帮他们在平壤建地铁,因为平壤是反美“前线”,所以工程既紧迫而且还要求修得更深更结实。于是北京地铁缓建,连器材带施工人员移师平壤。又如,一次朝鲜急着要建造两座纺织厂,中国就将自己已建成尚未开工的邯郸两个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掉,运往朝鲜。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到上世纪90年代,情况急转直下,朝鲜经济已从衰退变得严重恶化。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援助大为减少,但更重要的还是朝鲜领导层改变了政策,推行所谓“先军政治”和闭关锁国方针,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搞花钱最多的导弹、核武器,要成为“军事强国”;政治上则不断加强家族统治。为此,搞了不少新花样,如抛弃马克思主义,以“主体思想”统领一切;立新年号,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等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外一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如搞核试验核扩散、发射导弹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联合国的一再制裁,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

 

就中朝关系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败的。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不大看得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中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停战后,朝鲜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12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11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历史上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很难有什么大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苏、中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50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被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得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恩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继续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认识美国。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20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20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三、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

 

 

在谈了朝鲜战争和相关情况后,现在根据停战后60年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二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动战争,因为违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或是造成局部混乱,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一方。中国同意并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所以根本错误,就正是因为朝鲜战争违背时代潮流。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的战争,除给参战国特别是南、北朝鲜人民带来惨重伤亡和物资的极大损失,以及朝鲜南北方国土的严重破坏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战争的性质也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三年多的战争经过互相妥协而停下来后,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状,被分裂的两个朝鲜依然对峙着。因此,不仅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说取得了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战场上和美国打成了个平手。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应当承认,杜润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评为“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超过文革)这一见解是深刻和正确的。他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还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而是影响甚或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这场战争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使我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还大搞各种运动,社会、经济、文化出现长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中朝两国的不正常关系长期延续下来,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明显地不见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让我们对朝鲜承担下一些义务:对它在国内事务上的错误政策如“先军政治”和搞导弹、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难进行补偿,援助粮食和能源;在国际事务上对它进行保护和偏袒。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要单方面地保留朝鲜为“兄弟国家”(宣传上和实际上)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使我们半似自愿地长期背上这个包袱,而且在国际上还要落一个是不守规矩的朝鲜的黑后台的骂名。因此,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使中朝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国际关系的轨道。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姚监复:胡绩伟抢救被胡乔木抛弃的毛泽东语录

July 15, 2017

1975年10月胡绩伟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调回人民日报社。

一年中,胡绩伟在胡乔木,李鑫领导下参与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工作方式是把毛泽东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讲话稿和文字稿收集,印发编辑组,十多人,人手一份,再集体阅读。先通读,再分段读。胡乔木不仅在文字上修改,而且大段大段地删去。同类性质的讲话,如谈音乐,重新综合编辑。胡绩伟回忆,他大为吃惊的是,胡乔木敢于大动刀斧,大加删改。想来可能是胡乔木多年整理毛的手稿,熟悉毛的思路,也得到毛的赏识的手法,能编写出多篇名作的经验是成功的。胡绩个书多年后回忆,胡乔木真是一位胆大妄为的篡改者。

 胡绩伟等人认为,编辑毛选五卷,应当忠于原文,把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当精辟的思想,论述如实地保畄下耒,才便于客覌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人生。但是,胡乔木对原稿进行大删大改。一些同志反对这种大删大改,强调应患实于原文。而胡乔木坚持已見,专断独行。胡绩伟心中不服,只好把胡乔木删去的重要章节悄悄地摘录下末。

胡乔木当年删改毛泽东原稿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是,维护和发展毛泽东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尽量突出毛泽东的左倾思想,把它更往左拉。把比较正确的论点一再删除,有时:删改了几個字,也大大背离了原意。过去胡乔木整理毛泽东著作,可能是遵照毛泽东指示修改或改后须经毛本人审定。而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毛己重病在身,难以审阅了。胡乔木此时大删大改,就是擅自改动了。

当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文主要精神是反左。而胡乔木修改后经毛泽东审定再公开发表的文字稿的主要精神变成反右了。画龙点晴的话:"現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朿。"最后一句话"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一在毛泽东讲话时没有说,记录稿中也没有,而是后來加上的。这样一加,讲话精神,重点也就根本改变了。又加上了原來讲话没有的划分敌我矛盾的六条标准,几百万右派分子就在劫难逃,陷入阴谋的阳谋之中了。

     到了1975年,在编辑毛选五卷时,毛泽东己疒重,不可能再亲自审定稿子了。这样,胡乔木的取舍修改就起了决定性作用了。为了保存毛泽东1957年前后重要讲l话的内容,胡绩伟把胡乔木删除、封杀、软埋的毛泽东精彩语录悄悄地抄到自己的记录本上。这部分被胡乔木封杀的毛泽东语录,被有心的胡绩伟抢救式挖掘出來,保存下來,在回憶录中公布发表。这是民主老斗士胡绩伟的一大功绩。不仅给研究毛泽东和反右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重要历史资料,也给后耒的领导者提供了应当坚持的:原装的毛泽东思想.

1957到2017年,己过一個甲子。为了纪念反右派斗争中60年前的受难者和千万政治运动的受难者,为了讓更多的善良的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現特从《胡绩伟自述》第二卷239-254页(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中摘录出一部分被胡乔木封杀、软埋,又被冒着风险的胡绩伟抢救留存世间的1957年前后的毛泽东语录,再次发表。提供读者、网友参考和思考留存世间的1957年前后的毛泽东语录,再次发表。提:供读者,网友参攷和思攷。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017.7.5.

 

被胡乔木封杀的毛泽东语录之一

毛泽东说,人民闹事,不要怕闹。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1975年10月胡绩伟参加了毛选五卷编辑工作,负责人是胡乔木。胡乔木個人作主删去,封杀了毛泽东1957年的部分重要语录。胡绩伟认为这些讲话内容精彩,应当保存,把胡乔木封杀,软埋的毛泽东语录悄悄地记录下耒,在胡绩伟自述中公布。其中讲到人民闹事问题

人民闹事是新问题,不要都讲是反革命。毛泽东1957年1月18-27曰在省市委书记会上说:"关于人民闹事问题。这個问题很值得所究,因为这是我们的一個新问题。""我说,必须准备,人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年年要闹事;不要怕闹,要使自己精神有所准备,不致陷于被动。""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犯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覌主义丶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

每年每省准备几万人闹事。毛泽东说:"我们的官僚主义必定挨打,那叫打得合理。不合理,闹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话说。每一个省每年要准备有几万人闹事、请願、示威、打人,大省准备五万,中省三万,小省(象青海,新畺,内蒙)一万,至少准备这样的数目。你准备好了,到年终结账时,如果是五万的只有四万人闹事,你的工作就是做得比较好;如果没有人闹事,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脓包没有爆发,留着苐二年闹就是了。”(《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8-249页)

不要怕闹,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耒的,可以弄请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耒。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胡乔木把毛泽东的这段话改为"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他把毛泽东的原话"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删掉了。经过删改的对待人民闹事的错误态度,为武力镇压人民畄下口实和政治祸根。(《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53-254页)

 

胡绩伟抢救被胡乔木封杀的毛泽东语录之二

 

毛泽东说,"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

毛泽东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以后,到京外攷察,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一路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毛泽东自己说:"我变成了一個游说先生,一路耒到处讲话。”(《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0页)在编毛选五卷时,毛泽东的沿途东廵讲话,几乎全被胡乔木删掉、抛弃了。只留下毛泽东在济南的一段讲话约两千字,冠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标题被采用。沿途毛的精采讲话,既未收入毛选,也没发南廵讲话式的中央文件,有关历史文献也查不到,就象方方描写土改的小说中那样不用棺材被胡乔木软埋了。幸亏有心人胡绩伟悄悄扩摘录在本子上,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关于说服和压服的论述。

阶级斗争,不是建设工作。1957年3月17曰毛泽东在天津说:"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3月18日在济南说;"所以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耒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那个大規模的阶级斗争。"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我们就输了。毛泽东在山东说:"社会上有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而現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續过去的哪种方法,或者叫做軍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法了,拉出去简单的砍了……而現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敎授、医生,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行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以压服的方法对付文学艺术呢?对付宗敎呢?对付不同意見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1页)

馬克思主义,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蒋介石那样的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怕批评。毛泽东1957年3月17曰在天津讲话中说:"我们現在发‘参攷消息’,人们会说,共产党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駡共产党……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煉,应该見世面,锻煉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駡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晴封起耒,那就很危險。”

"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攷,去开座谈会,去谈,有许多怪言论出耒的,怪言论,我看,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耒。馬克思主义就是同他的敌对力量做斗争创造出耒的,对百家争鳴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草耒,我们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願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省机关党員干部会上讲话说:压服是对付敌人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要说服,动口不动手。他说:"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要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耒说,专门指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現在不是收起耒,而是还要放,現在放的还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问题丶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让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笑声)。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讲道理,而不是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办法。或者用行政命令强廹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用行政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的行政命令?这是借他们的声势耒搞行政命令。……专政是什么?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如果我们搞错了,就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个方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受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損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耒!"

"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那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耒了,又不要压服,又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耒,是不是很危險?照我看,没有什么危險。不同的意見,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才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才会发展起耒。"(《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2-246页)

 

胡绩伟抢救的被胡乔木封杀的毛泽东语录之三

 

毛泽东说,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

胡绩伟回忆,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上面的话要有分析等有一些精采的阐述,但是都被胡乔木封杀、抛弃了。胡绩伟在回憶录中选录了一些重要讲话,提供研究参攷。

毛泽东1957年1月讲到香花与毒草时说:"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看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方面是不断要出耒的。我们現在准备印蒋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得出耒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开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论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証法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辫証法唯物论是不鞏固的,因为你没有作过斗争,敌人方面你又不知道嘛……:你对蒋介石的著作都不熟悉,你又反对蒋委员长,他的东西你又没有看过,你的文章就写不好。"

毛泽东还强调要分析:"上面放的屁,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一半。"(《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7页)

胡绩伟特别指出,毛泽东在1954年至1957年间有一系列重要批示,胡乔木均未选入五卷中。如1954年10月《关于学术问题批判的指示》,在这份批示中毛泽东指出:"学术界缺乏批评。‘官书’为什么不能批评呢?《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说:"馬克思的个别原理还是可以批评的……,”进行批评应该有充分理由,若一律抹杀、武断,这是军阀主义,我们要这样就要失敗。别人的意見也可以坚持,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开始时,对的总是少数。各家意見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作结论,学术问題还要开学术会议耒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作。"〈《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51页)

 

胡绩伟抢救被胡乔木封杀的毛泽东语录之四

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馬列主义。

毛泽东1957年多次讲过分清两类矛盾,斯大林就是长时期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须防左。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会上讲:"必须注意防左。防左也是馬列主义,馬列主义不光是反右。……有人拿苏联犯过左倾错误耒警告我们,我们要记取苏联的经驗。……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如果领导上"只喜欢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控制就一定发生左倾错误。":(《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52页)这几段语录都被胡乔木删去了。

毛泽东还指出,苏联斯大林的错误源自于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干部会上说:"斯大林开始有一個时期,俄国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現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有个托洛茨基,他有很多人,不过他是在共产党里,大概是共产党里头的民主人士吧,就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后来不行了,后耒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是批评,百花齐放,那时很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类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5頁)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曰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有坐班房的危險,就有杀头的危險。”(《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38頁)

1957年3月20曰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说:“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这么一个活潑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見敢于说,不是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内党外,我们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作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会是一种合理的、活潑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246頁)

这些相当正确的毛泽东的语录和見解都被胡乔木封杀了,没有被收入毛选五卷。人们至今不知道这些毛泽东讲过的精采的话。毛泽东本人更是抛弃了自己的正确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发动了反右、文革,造成殃及全军、全党、全民的浩劫,重复了苏联斯大林的錯误。谭震林说,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从胡绩伟抢救的被胡乔木封杀:的1957年的毛泽东部分语录看,譚震林言之有理。这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共产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则是亿万人遭受劫难的惨剧。文革五十年了,反右六十年了,历史教训、責任、史实,清楚了嗎?恐怖的历史记忆还会重現嗎?会不会出現胡耀邦担心的借屍还魂?

五柳村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 下午3:22收到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的食品供应

July 10, 2017
【转】2017-07-10 史海钩沉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本期编辑:董倩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北京也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 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农村购物券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城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购买卷烟的票证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 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

 

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过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日用品券用于购买日用品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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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公文能封喉?炎黄从此无春秋?

July 10, 2017

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

2016 年7月13日,我社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社发来《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职务聘任的通知》(中艺发[2016]22号),并告知我社,该院 与我社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自动失效。鉴于此,我社声明如下。
(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明文约定,我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双方盖章,具有法律效力。我社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以及杜导正聘任的全社工作人员,将维护该协议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包括在杂志社劳动并取得收入的权利,不同意单方终止协议书。为此, 我社已委托律师对该院提起诉讼。
(二)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终止协议书,违反协议约定并派员进入我社编辑部,干扰正常工作。此举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编刊、出刊的起码工作条件,本刊订户和读者的合法权益也将受到侵害。我们无法保证2016年第8期《炎黄春秋》按时出刊,敬请广大订户和读者理解、见谅。
(三)《炎黄春秋》杂志拥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创刊25年来,着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如今,在主管主办单位的反常举措下,已经面临绝境。我们诚恳吁请广大读者、作者和各界人士对此予以关注。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6年7月14日
 
(因本刊网站无法登陆和发布,吁请读者协助转发)


【五柳村言】中国艺术研究院违背承诺派员接管《炎黄春秋》| 杂志社依法维权引各方关注

虽然网上传言有关《炎黄春秋》的信息不准传播,而新浪微博搜索也确实不予显示。在博客网发出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声明(国内镜像)》,不到一小时即消失。

但消息仍在海外多家中文网站传开,除下面转发的自由亚洲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和的报道外,海外的博闻社、美国之音还发出结合历史背景的长篇报道:

敢言杂志《炎黄春秋》抗命当局人事大清洗|博闻社

改革派杂志遭整肃 从此炎黄无春秋|美国之音


下面是外媒的报道

被主管单位单方终止协议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声明 维权提诉讼
RFA2016-07-14

中国《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7月13日给该社发来《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职务聘任的通知》(中艺发[2016]22 号),并告知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于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自动失效。鉴于此,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4日发布声明。

声明表示,(一)《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明文约定,该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双方盖章,具有法律效力。该社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以及杜导正聘任的全社工作人员,将维护该协议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包括在杂志社劳动并取得收入的权利,不同意单 方终止协议书。为此,该社已委托律师对该院提起诉讼。(二)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终止协议书,违反协议约定并派员进入该社编辑部,干扰正常工作。此举实际上 剥夺了杂志社编刊、出刊的起码工作条件,本刊订户和读者的合法权益也将受到侵害。杂志社无法保证2016年第8期《炎黄春秋》按时出刊,敬请广大订户和读 者理解、见谅。(三)《炎黄春秋》杂志拥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创刊25年来,着力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得 了良好的声誉。如今,在主管主办单位的反常举措下,已经面临绝境。杂志社诚恳吁请广大读者、作者和各界人士对此予以关注。

(责编:寇天力)


『炎黄春秋』遭接管提诉 呼吁各界紧急关注
作者 安德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发表时间 14-07-2016 19:59
 

『炎黄春秋』杂志
 
以敢言知名、刊发大量反思中共历史错误文章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再遭厄运,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7月13日全被撤 换,由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接替。『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4日发表声明,反对主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终止协议书,已对该院提起诉讼,该杂志社并呼 吁社会各界紧急关注。

『炎黄春秋』尽管是体制内的一份杂志,但公认除了编辑保持相对较高独立性之外,该杂志在营运方面也具有极强的"民办"色彩。这是它屡遭厄运的原因。 2014年9月,《炎黄春秋》突然接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通知,要求"转变主管、主办单位",从原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脱钩,划归中国文化 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管辖。

该社社长杜导正当时担心,划归文化部管辖后,杂志独立性会受到影响,担心《炎黄春秋》被办成《人民日报》、《求是》,“都是官员的声音,都是一种声 音。"此后,杜导正领导下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尽管背着紧箍咒,艰难生存,面临打压仍然不改初衷。据分析,这是该杂志社这次遭到当局全面接管的重大原因。

据报道,『炎黄春秋』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后,该杂志的社委会、执行主编制度也被彻底放弃。根据本台特约记者报道,这意味着艺术研究院派出的社长、总编辑将完全接管该杂志的编辑业务,而人事、财务、内容发布也将被全面接管。该刊人士认为,此举无疑判处『炎黄春秋』的死刑。

该社周四发布声明称,根据原先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的协议书,『炎黄春秋』杂志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双方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社 长杜导正及其聘任的全体工作人员将维护该协议的有效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同意单方终止协议书。为此,该社“已委托律师对该院提起诉讼”。

『炎黄春秋』社在声明中还指出,杂志社被违反协议接管后,“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编刊、出刊的起码工作条件”。读者的合法权益受损,无法保证2016年第八期按时出刊。

该社最后表示,该社拥护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方针,但是“如今在主管单位反常举措下,已经面临绝境”,因此,该社呼吁广大读者、作者以及各界人士予以关注。


国内的微博,微信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见下)

炎黄春秋网站被盗用 杂志社发出第二号声明
今天(7月15日)上午,北京律师莫少平、丁锡奎前往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立案庭,代表《炎黄春秋》杂志社,就文化部下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撕毁此前与杂志社签署 的协议书,越权撤换管理层的违约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07-2016 发表时间 13:16 )


鲍#彤评:炎黄无春秋六四之后,历经25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和编制,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当今中国一部可歌可泣的信史。93岁的老社长杜导正说过:除了没有送过女人,为了杂志生存,我都做了。新班子主要是搞影视审查的,喻为戏班子未尝不可。(来源:推特)


【张宝林:感事】

炎黄不许作春秋,一页公文可锁喉。

昨日全城说废纸,果然东水可西流。

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是“一张废纸”。太对了,什么合约,承诺,老爷子的高评,什么都是一张废纸。(来源微信)


过后RFA作了系统的报道

 

《炎黄春秋》被劫前后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

中国政论杂志《炎黄春秋》被上级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改组领导班子之后,7月17日,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发布公告,宣布杂志停刊。7月19日,杜导正在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炎黄春秋》虽然停刊,但将以其他方式发出声音,包括举行座谈会等。93岁的杜导正披露,当局几乎是在找他谈话的同时,派人进驻该杂志社。此前,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员两度找他,还拿出相关文件,劝他退休。

中国敢言杂志《炎黄春秋》上周被上级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大换血之后,该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日前发布签名公告称,7月1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7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并窃取和修改了杂志社《炎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该刊物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

此前因高血压住院的杜导正,19日上午回到家中后,通过电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称,虽然《炎黄春秋》停刊,但杂志社仍在:

“停刊不停社,我们作为向国家注册的有法人代表的,有全部法律程序的民间媒体社团,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还可以进行社会活动,我们还可以发行一些东西,除了办刊物,我们还可以开座谈会,开专家会,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发东西,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还有十来个人共进退。都已经表态了,我们是为理想奋斗,这个理想就是高举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旗帜,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我们要为邓小平理论奋斗到死,到底,绝不退却”。

《炎黄春秋》杂志,以发表历史记述和评论文章为主,也会披露独家政治消息,并力求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自由派媒体,《炎黄春秋》近几年屡遭打压。2014年9月,中宣部勒令《炎黄春秋》更改主管主办单位,原总编辑吴思、副主编洪振快、黄钟相继辞职。

杜导正披露,在有关当局接管杂志社前,曾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两度登门,劝他退休。他说:

“给我打过招呼,一是按照中央组织部的规定,2013年有一个规定,离退休干部,我是离休,我之前是副部长,他说离退休的干部都要按组织部的这个规定,不能在单位外边担任什么职务,如担任职务必须是70岁以下,而且要经过上级批准。但是后来因为炎黄春秋杂志的复杂性,高层干部,高层知识分子很多,别人做法人代表和社长有他的难处。我是被各方面接受的老干部。”

杜导正说,当时上级领导就此批示“特事特办”:

“他们这次来又谈这个事情,他又拿出这个文件,我说我是老党员,我遵守这个规定。我正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下来一个命令性的,撤销你社长等等。把整个班子改组,委派他们的人担任。这违反了我们原来和他们打成的协议。搞得我本想退,现在又退不下来了”。

杜导正的女儿杜莉在一旁补充说,官员找他父亲谈话的同时,另一路人马到编辑部接管杂志社:

“他是同时的,当天广电局的两个负责人,来把他(杜导正)该退休的文件给他看。他这边给我爸文件看,那一边已经到杂志社去进驻了。二十分钟以后就发了撤销职务的命令”。

当晚,中国艺术研究中心派人进驻杂志社,并睡在编辑部,成“占据”态势。杜导正说,来人连行李都搬进了杂志社:

“他们就派了几个人住在我们编辑部的主要单位,不走了,把行李也搬来了,白天晚上就这么住着。它内部已经瘫痪了,怎么出版。读者纷纷来信问”。

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的莫少平律师对记者说,中国研究院派人进驻该杂志社,从法律角度来讲构成扰乱社会秩序,他已向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本周五之前,将得到法院是否立案的答复。莫少平表示:

“炎黄春秋的工作人员就没法正常工作,所以不得不停刊,他并没有放弃仍然要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炎黄春秋提出异议说你是单方面毁约行为,你不仅不停止你的行为,还占据办公室,在那里吃住,这就是违法行为,严重的话就构成犯罪了,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RFA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寇天力)          


美国之音用图片记录了事态的发展

 

丁东:一年前的谢幕

July 10, 2017

  2016年6月1日上午,听说导正94岁的夫人续志先病逝。杜老比夫人小一岁,二人相濡以沫70载,感情甚笃。杜老如何承受打击,令人担忧。我对冯立三说,这事说不定预示着《炎黄春秋》的大限。

  第七期轮我担任执行主编。我在编辑部提议7月是《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应当纪念,把支持炎黄春秋的领导人题辞展示出来。如果25周年不作纪念文章,就不会有30周年了。大家同意,于是策划了两篇相关文章当时没想到,就是这期杂志,为老炎黄画上句号。

   这一期我还编发了沈敏特一篇来稿。沈敏特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曾谋面。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一文,沈教授仗义执言,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后,在《炎黄春秋》连发数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议邀请沈教授参加委会,我给沈教授去电话征求意见,他欣然同意。但杂志社内部开会时又决定增加编委的缓一缓,直到《炎黄春秋》出事,也没有在版权页上补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样排出后,我用电邮发给沈教授过目,他来信说:清样已见,校对很认真,没有看到错字错句。也可以说,我对修改稿没有意见。谢谢!顺便提一个建议,并非针对这篇稿子,而是反映几个青年读者的意见,他们说炎黄春秋是给年青人长见识的好刊物,但文风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严谨没问题,情和趣少了一点。我深知炎黄的处境,没有十二分的严谨是不行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年青读者,也不妨给情与趣适度的空间;我记得鲁迅有个说法,即文章要有一点闲色为好。供参考!”我给他回信:“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但也钟情文学,写过一些评论文学的文章。所以对于您说的闲色十分认同。前几年我编过一套背影书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数文章既有厚重的历史内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冯都是2014年底进入炎黄春秋的。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编辑趣味和编辑伦理,但我们没有终审权,只能在现有的格局里做事。有些文章被删得只剩几根骨头,并非我们的本意。希望您能谅解。炎黄的处境可谓风雨飘摇,一年前我还想如何更上层楼,现在只能勉力维持了。多谢您的支持!

   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无奈。我参与《炎黄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设想。经手的一些好稿因为篇幅所限,编发时伤筋动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陈仁炳》,全文27000字。87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亲自把外甥女撰写的这篇文章送到编辑部。我一看史料价值颇高。1978年右派大规模改正时,中央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证明反右运动之必要。当时五人中只有陈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为何不予以改正?后来是怎样的命运?公众知之甚少。而陈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传,不曾出版。茅青因为亲属关系,得到了陈仁炳女儿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详实,文笔也堪称上乘,生动细节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颇为踌躇。当即给作者去信:“拜读后感到内容十分厚重,文笔也很好,让我似有读章诒和的感觉。只是炎黄内部规定文章一般不超过万字,个别特殊情况也只能放宽到一万二、三千字。如何处理,我想和编辑部的同仁沟通一下,尽量放宽篇幅。但无论怎样放宽,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在炎黄发表后将全文在网上披载。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将文章压缩至15000字,但终审时仍然被砍到12000字。回想数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诒和的大作,嘱冯克力在《老照片》发表时不要删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炎黄春秋》不能坚持这种充分尊重优秀作者的编辑伦理,内心不免留下诸多遗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后,我当即把全文推荐给共识网,发表后马上点击量居首,算是有所弥补

    《炎黄春秋》来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还有许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这个平台上发声。2015年我就建议增加印张,从96页扩展到144页,定价相应提高到15,以便容纳一些篇幅较长的佳作。免得对文章大杀大砍,编辑费了力,作者不愉快。但是,这项建议最终也未能提上议程。

  不祥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7月13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了人事改组决定。杜老主导《炎黄春秋》,从此戛然而止。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发来公函,称聘我为副总编辑,如五日之内不答复,视为接受聘任。我明确表示,与杜老共进退。杂志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与杜老同进退,的确出于我对历史的感悟。《炎黄春秋》创办25年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成为中国大陆追求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平台,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个月,接触了不少作者、读者,他们对杂志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难以言表。

   回望中国现代报刊史,《炎黄春秋》的确有其特殊意义。虽然,在当下中国,炎黄并非一枝独秀。前几年,有《南方周末》与之南北并誉。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1980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学文革报》,1950年代海峡对岸有《自由中国》,延伸到民国年代,更有新记《大公报》,《观察》等一大批报刊杂志,都曾引领风骚。现代报刊从晚清传入中国大地以后,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传统,前赴后继,延绵至今。一个传统是国家的喉舌,官方的喇叭,一个传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每当强权使出重手,处于弱势的报刊总不免悲剧的命运前面列举的报刊都已载入史册,他们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数月,如《中学文革报》,一般为数年,最长者如新记《大公报》,从1928年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到1949年按官媒模式改造,驰骋了21年。《炎黄春秋》19917月创刊,主政者始终为杜导正一人,一直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谓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在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黄春秋》必将写下有声有色一页。在人类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长途上,也将留下不寻常的足迹!

我和杜老原先并无私交,只是一般性认识。到《炎黄春秋》上班后,才和他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他当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曾是一个高官。对他的人生价值而言,这并不重要。比他位高权重的中国官员很多,有资格名垂青史者又有几个?而杜老退出官位后,年近七旬时却开启了新的事业——创办《炎黄春秋》。他以鲜明的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他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广泛团结健康力量,居然使杂志的辉煌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7月下旬举行的《炎黄春秋》创刊25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还演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决心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奋斗到死!

这样谢幕,可谓悲壮。虽然已经过去一年,我至今难以忘怀。